c (43)参见李忠夏：大学招生名额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
所以，一项法律规范无论如何难以量身定造出针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最佳的权利义务配置，这时候必须关照到个案的正义，综合考虑法律、道德、正义、伦理等规范要求，即在普遍正义的指引下，对个案进行妥帖处理所体现的正义。普遍正义也称为制度正义，它可能采纳的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正义观，也可能不是所有人的正义观，但它是一种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制度正义在法治国家通常都是以法律规范来表达的。
行政决定大范围的不可接受或难以接受有很多原因，比如违法行政、执法手段粗暴等，但不接受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都无法避免某些情况下的不接受，大范围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便宜原则恰是正义、人权等价值元素进入形式法治内核的入口，其规范化的应用是联结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理想桥梁。(102)参见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34页。(79)参见[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页。(62)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其目的追求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行政处罚的目的应该包括两个：第一，惩戒当事人，迫使行为人尽快消除违法状态。
(12)参见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3页。⑩我国台湾地区在其行政罚法制定前后曾有相关讨论。第一，从我国的法治形式来看，立法实施是勾连我国宪法治理政治基础与规范基础的桥梁。
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全国人大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将侵权责任法纳入其中使其成为民法典中的侵权篇，其性质似乎又翻转成了基本法律。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必须在宪法中框定必要的宪法保留制度，以求既能够给部门法立法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也尽量避免或者适度压制部门法立法的恣意和过度膨胀。若主张社会法是第三法域的总和，则须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三法域同公私法的关系需要明确。这些内容依据不同法律部门的关注基点不同，形成个殊化的部门法原则。
民法总体上以维护私法自治为价值诉求，客观上要求主体间的地位平等，这与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衔接难题。规制功能是宪法实施早期的一项体现，是宪法价值取向的一种单向度、间接反映，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与制度结果。
(3)公法、私法相互融合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法兼具公法、私法的特点。如果经过上述筛查，认为某一部门法原则确有必要通过宪法条款进一步夯实稳固，应当及时通过修宪程序予以补强。此观点参考德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将部门的切入从立法层次提升到宪法层次，其划分的实证依据为宪法中有关国家目标以及基本权利类型的条款，对宪法立法实施的观测侧重于将现实秩序和宪法的社会功能、立法的规范结构相关联。⑩以环境法为例，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其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法，以此同传统公私法大类下的不同法律部门加以区分，但也有学者主张将其作为公法下的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
如是种种，皆可能造成刑事法律部门的过剩犯罪化现象，对实现刑法谦抑主义的立场和贯彻宪法人权保障的价值均产生了阻碍。在国内民法体系形成初期，民事单行法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参考通则规定，其宗旨、原则也与通则具有高度同构性。第二，从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来看，司法实施和行政实施相对而言距离宪法核心更加遥远，欠缺立法实施特有的直接性与有效性，往往需要以立法作为沟通行政、司法机关同宪法之间联系的桥梁。③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195页，商务印书馆，2013。
而在我国开始探讨统一民法典制定之时，随着宪法统合性影响的深入，传统民事立法模式的内在张力也逐渐显现。刑事政策融入规范刑法时易于失当。
前述观点不甚相同，但迥然相异的立场却推导出了共同的结论，即宪法应当规制并影响私人场域。如是之论的逻辑基点在于：宪法性质与宪法功能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应当实现区别基础上的贯通。
(14)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11)：8。但是，不可忘记的是，随着宪法之根本法地位、最高法效力的制度性确认，前述曾经存在的事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研究宪法在私法中的实施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前提性问题进行梳理，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宪法是否应当、是否能够干涉私人交往领域。由此可见，社会法与相关法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容易泯混的。这就需要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将相关义务进一步具体化，其中不免涉及诸多有关行政服务关系、民事婚姻家庭关系等传统公私法关系，需要向其他部门法广泛寻求规范支撑。第二，作为宪法立法实施之单元的法律部门在彼此间的衔接、内部秩序整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秩序紊乱现象，使宪法精神在部门法中的流动不太顺畅。
在整体的第三法域中，宪法的价值取向是对权力与类权力的社会力量综合展开规定，框定集体利公行动的规范内容。而当适用时的解释即将超越预设的客观法依据可能涵盖的范围时，也就是说，将把适用转变为创制时，就必须复归于立法领域，以立法的完善填补规范的空缺，由此完成立法与适用两者的承接与循环。
该种隔阂在立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更多地表现为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宣示般的表述，该种宣示的实际效果除了彰显部门法存在的正当性之外，并不实质性意味着它们完全接受了宪法对其施加的统合性影响。在规范的保留方面，我国已存在法律保留的长足理论与实践经验，主要集中于其他机构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不得侵入的要求，依立法与执行的层次分化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
(37)门中敬：《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载《法学杂志》，2015(12)：27-28。就唯以自治为纲论而言，它一方面承认和接受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效力，另一方面却又试图维护民法相较于宪法的所谓超然地位，由此形成一种民法相较于宪法的形式实施观点。
另一方面，我国民法的生成路径同域外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纵览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宪法并非一个反哺性角色，而是一个引领性角色，民法的立法方向极大地受到宪法修改方向的影响，在发展早期确实具有强烈填补与细化宪法的色彩。最后，宪法在社会法中的实施既存在同公法相通的路径也具有一定特殊性。宪法的根本法性质与宪法的公法性质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法规范定性方法，二者能够同时兼容于宪法的属性之中。针对上述两个层次的争议，笔者的基本立场是： 第一，继续保持公法法律部门与私法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前急于将二者融合，形成公私法域不分前提下直接的小类划分，不利于宪法通过部门法的实施。
但随着宪法实施的推进，意思自由、私法自治理念的边界被逐步释明，立法者目的也发生了迁移。而在我国，这一原则虽然是建构整个刑事法律部门的最核心原则，却没有在宪法中获得基本确认。
目前，该种探讨已经渐趋消失。(15)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6(4)：49-57。
较为妥当的方式应当是：将民法条款划分出具有显著优势但非传统国家权力的社会公权力和私法自治两大部分。而《宪法》第40条则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受到限制的情形，仅包含国家安全与追查刑事犯罪，且指定公安与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在公私法的传统分野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今天，须以宏观的结构性视角归纳宪法在不同法域部门法中的实施，注重整体宪法秩序下不同法律部门分殊性的立法任务。同时，我国的公私划分本身就属于后期立法理论的有意框定而非早期的自然分化。随着宪法的修改和宪法理论的发展，当代中国公法的整体价值取向逐渐向增进法律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与关注法律对于维护社会主体权利的基本功用(30)两个互相结合的理路转变。广义上的社会法可被认定为指向通过对团体行为的一致约束，最终指向通过实现集体权益实现、促进个体权利的目的。
通过规定私主体之间广泛的意定空间，为权力设定一个相对需要更加审慎才可渗入的领域。该白皮书将我国社会法的范围界定为包含劳动关系保障、社会保障、特殊弱势群体保障在内的规范体系。
完善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路径，需针对上述问题，以部门立法为着眼基点，辐射执法、司法活动。内容上的瑕疵主要表现为宪法在部门法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它贯穿于宪法立法实施的全过程。
目前，我国有关弱势群体保障的法规，多数在规范结构上具有概括性、宣示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对相关主体提出了较多非确定性的义务要求，期待执行中依据客观条件的最优化满足。(43)钟瑞栋：《私法公法化的反思与超越——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载《法商研究》，2013(4)：117。
